-
读温迪 · 柯普 (Wendy Kopp) 的 ”One Day, All Children…” , 我是情不自禁不停地思考着两个问题的：一是，我对中国近七、八年来很热门的“支教”活动的疑惑，是否能在 Teach For America (TFA) 的理念和发展轨迹中找到解答；二是这本书可能给中国读者带来什么启发。前者是因为个人的关注，后者是因为有计划翻译这本书让中文读者知道。所以我不能轻松地阅读——尽管这本自传很好读。
在这一篇里，我要写的是后一个问题。关于前一个，我要完成一些“反对 TFA ”的阅读才能更客观地思考。
”One Day, All Children…: The Unlikely Triumph of Teach For America and What I Learned Along the Way” 讲述了温迪创办 TFA 头十年的经历，转眼现在离 1990 年 TFA 成立已经 20 年了，这个组织依然是全美名校应届毕业生的最大雇主之一，超过了宝洁、微软、四大、通用电气、美国电信等等 (CollegeGrad.com 每年统计的雇主数据 ) ，而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这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想像。温迪回忆了这十年 TFA 酝酿、声势浩大地开始、陷入困境、“绝地逢生”、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肤浅地判断，中国读者喜欢看励志的故事。
当然，这本书还有比现在畅销书架上的励志书深入的启发。它不是口号，没有半点投机，也不是关于个人财富，而是关于一位充满责任感、不言放弃的社会创业者的故事。全书的主要篇幅讲了三件事：筹款，管理，影响。 TFA 怎样从今餐不知下餐的境地到年收入 2000 万美元的一系列危机、决策、转型、转机，怎样从扁平式的组织架构和“全能人”的员工角色向有效的管理转变，以及怎样通过调动全国最优秀的资源去追求极高的目标，就是温迪故事的三条主线。
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有三个词语。我在读这本书时经常会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 ”movement” , 在第二章《执意前行》 (Suspending the Laws of the Universe) 里的一句话可能将启发我日后所有思考： This was not going to be a littl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or a model teacher-training program. This was going to be a movement. 这是 TFA 的影响——它动的不是皮毛，而是筋骨，它不是试验，而是动真格，就如爱创家所定义的社会创业者，“要革新整个渔业”。这时时启示我要站得高，看得远，认清目标。第二个词，在书里出现的频率很高，是 “perseverance”. 在资金状况遭遇最大的低谷时，温迪的坚持实在让人敬佩，她没有“坚持，坚持，再坚持”地叫唤，但通读全书后，她不言放弃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第三个词是 “leadership” , 什么是好的领导，开始时温迪也不知所以，她犯了很多错误，最后才摸索出来。从组织的领导， 到在这场从根本上提升教育质量的 movement 中的领导，我感受至深的是人的价值，人是 TFA 的的最大资源，而领导力是调动这资源的最大力量。
说了这么多，我要回到问题，以上给我的启发能不能给别人同样的启发。我与慕嘉、阿崔、莫莫、莉莉他们讨论过很多次，关于各种“支教”模式对现行教育的影响的争论，我也找了很多资料来读，温迪、梁晓燕、卢安克等无疑都是让人看到希望的榜样，但更主要的事实是，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从外部支援体制内教育从来都不是让多数人保持乐观的做法。很多的质疑指向短期的、非专业的、力量单薄的教育支援，例如，直至今天还有人质疑 TFA 在 20 年前 已在被质疑的 “打破学校常规教学”，在中国，支教活动中频繁更换任课老师、合格教师匮乏、志愿者的功利心态和不严肃心态等等，以及众所周知的城乡差异和教育不公，都已在许多关注社会的人士心里根深蒂固。有多少人能跳出来思考更大胆的变革？我真的不知道。
上面说的还不够证明美国和中国的差异。书中浓墨重彩的筹款故事，则让人更不禁悲观。温迪的困难和成功我通过文字感同身受，却也想知道：如果我想做这样一件事，会有这么多企业、机构、基金会、个人公开支持吗？身在这个行业，看到正在酝酿的细微变化，并且身处一个开放的地域，我比很多人都要乐观，但也深深明白美国的社会创新投入、富裕的非公募基金会、高调的慈善文化是我们的社会无法追及的。除了筹款之外，熟悉中国的人都知道，一年有 14000 名大学生拥护的一个创新性组织，不管它关注什么，是不能获得注册的， A IESEC 就是一个例子 。从潜在读者的角度来想，我不排除有人看完之后把书一丢，总结一句：“此事只应美国有。”
说这些不是表达我的消极，而是为这本书的读者定位和预期影响提供一个脚注。如果翻译成中文，我会推荐给什么人呢？不相信束缚的人，他们有能力在困难重重中看到机遇；从一个高度关注教育的人，他们能从温迪的例子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启发，也许改变就此发生；对社会创业已有了解的人，因为他们熟悉创新的各种可能性，一个人的故事不会导致他们单纯的乐观或否定；年轻人，有能量，总想做点事。
越多人能从了解 TFA 开始思考一些东西，肯定是越好的。因此对许多可能随手拿起 ”One Day, All Children…” 开始看的读者，我希望能给他们更多的背景。一个例子，就是更多社会创业故事的推荐。前几天 Mike Harland 在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上举例讲英国社企和美国社企的不同特征，英国有 62000 家社企，大多专注在社区，以社区为中心开始扩效；美国的社企则嗜好大范围的铺开，订立的往往都是大计划。 TFA 就像是一个“美式经验”。我很赞同莫森 (Andrew Mawson) 在《社会企业家：运转社区的力量》中说的，要让他们看到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他们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你问只喝过三种饮料的人想要什么，毫无意外他只会三选一。我想，如果这三种饮料都碰巧不好喝，他可能就不再喝饮料了。
-
明途与平安钟
这一天参观学习的主题为“走近香港社会企业”，同伴们都从近距离的体验、交流和讨论中获得了新的社企资讯。有的同伴对从NGO 转为社企跃跃欲试——在上周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中，就又看到三家机构的身影；但是深入的讨论也带来另一面的效果，有的同伴明白了运营社企并不是自己的长处，或者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认识到国内大环境的局限，因此与社企“走远”了。这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下午我们分别与明途联系有限公司的杨建霞女士和长者安居服务协会的马锦华先生交流。明途联系有限公司通过经营便利店、复康用品专卖店等服务，致力于为精神复康人士创造就业机会，所得盈利全部投放于企业的发展。由于没有到商店里参观，我们不能获得“弱势社群提供服务”的直观印象，在明途的经历更像是参观一家成功的零售企业，这家企业成熟、专业、高效，以“市场导向”和“顾客导向”为营运基础，管理得当，服务创新，去年营业收入三千万。这么看来，运营香港第二大的社企也并非什么“神话”，似乎有经营背景的人按市场规律去操作就行了。然而当明途的总经理杨建霞女士向我们介绍他们在员工身上的投入时，明途不但展现出其巨大社会价值，也传达了运营社企与传统企业的巨大不同。87% 的明途员工是精神复康者，公司给他们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度身设计的轮班制度、工作培训和全面的关怀。在明途及其母机构香港心理卫生会的努力下，员工们工作得力，无论是工作技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个人内心的发展都获得了明显的满足及进步。“你们是怎么做到盈利的？”“你们是怎么获得市场竞争力的？”“你们是怎么把劣势转化为优势的？”同伴们的疑惑也正道出运营社企最大的压力：在生存压力之上，还要经受它最根本存在目的的拷问，在做生意时绝不能牺牲原则、以目标群体的利益换取生存的空间，才是社企比普通企业“难搞”的原因。
橄榄树残友互助中心的创始人于黎一直致力于为残疾人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明途的经营模式让她深受启发。于黎总结了三点：第一，做社会企业要选对行，找到自己在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第二，社企的发展需要调动各方资源，例如融资渠道、营商环境、有远见和经验的人才。由于社企需要同时达到盈利及社会目的，因此无论是商界专才或其它资源都应是广泛的，明途积极结合官、商、民三方面的资源，联系各方商机，是其成功的基础；第三，开办社企并非易事，有大量失败的例子，只有小数成功的经验。于黎说，她已经做好坚持的准备。
长者安居服务协会目前是香港最大、盈收最佳的社会企业。协会以“一线通平安钟服务”及“耆安铃”长者热线服务为基础，因应长者需要开拓面向长者的服务，全面回应长者在生活上的各项需要。一向以来香港政府在社区支援长者的服务存在着极大的缺陷，而运营至今已超过16 年的长者安居服务协会则找到了一条“整合资源”的解决之道。从协会总干事马锦华先生的介绍中我们知道，“平安钟”最基本的服务只是将一些现有的紧急求助服务整合起来，如警务、消防、医院、电讯、电力、房屋、社区等，但“它所建立的不单单是一个紧急救援的通讯网络，而更重要的，是透过平安钟服务所建设起来一个为长者服务的新社区网络。”（香港城市大学阮耀启）即由一个服务平台，编织起一个“关怀网络”。这是一个社企不断融入社会主流的过程，同时也最充分地证明社会企业只有与整个社会连在一起，才可以达到最好的发展。对平安钟而言，所有在社区为老人提供服务的组织都是它的合作伙伴，通过搭建服务网络，“经济与社会社会资源得以重新整合，并能有效达到社会价值创造。” （香港城大阮耀启）这么看来，香港最大的社企也并非“神话”，它只是把中介的角色做到最好，把服务做到最全最细，把社区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
这无疑让人看到社区背后蕴含的能量，但事后的讨论中同伴们纷纷将“完善的香港社区服务”列为平安钟成功的原因之一。温馨社工服务社的方芳说，平安钟是一项非常好的创新，作为一个信息平台，它的成功关键是和各方面资源的良好联动。但是目前在大陆，这一点非常困难，医院、救护车、110 、街道……都无法联动。社区平台的搭建，固然需要这些社区力量，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介入，或有大型通讯运营商的强力配合，在大陆恐怕很难实施下去。在这样的讨论中，我们深入了社企运营的多个条件，分析社会环境及自己的动力与实力，有人受到鼓舞，有人感到疑惑。
其实，下午参观的两家社企是截然不同的模式的代表。明途的员工是它所关怀的目标群体；平安钟的顾客才是它所关怀的目标群体。明途在现存市场中将弱势群体引入到工作流程，凭借具备商业竞争力的方式营运企业，为被边缘化的员工提供进入主流的机会；平安钟将现存的服务和社会资源联结，用优秀的平台服务于弱势群体，为被边缘化的消费者创造一个主流市场。
但它们也有太多的相同之处，负责任的社会使命，创始人的激情，坚持不懈的毅力，与社会主流融合进而改变社会主流价值的进路，调动资源的强大能力，都是让我们的同伴难忘的东西。
鸣谢：方芳，于黎，颜家睦
香港社企行（上）真知灼见
http://pidank.blogbus.com/logs/67545104.html
-
本月带 10家深圳的 NGO一行人参观了三家香港社会企业。行程之后，同伴们分享了各自的感受。最大的感受，一是在“黑暗中对话”里让人耳目一新的体验，二是对社会企业经营理念更深刻的认识。
黑暗中对话
“黑暗中对话”（ Dialogue in the Dark, DiD）是一个起源自德国的社会企业，至今已扩展至全球各地。 ’DiD’这个短语，如今既代表一种极具启发性的体验，通过创造黑暗环境，让公众与视障人士能相遇相知，彼此了解；又代表一家成功的全球特许经营社会企业，为逾 6000视障人士提供体面工作，以创新的经营模式与人本的核心竞争力而独具魅力；还代表一场致力于促进社会平等、多元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创新运动。
这些信息，都在富创意的黑暗活动中传递给我们的同伴。在没有光、只能通过声音沟通的环境里完成过桥、乘船、过马路、打电话、购买饮品等任务，对我们而言是陌生，是困难，甚至是恐惧；富有经验的向导——几位视障的朋友，当然，在黑暗里他们与我们一样——引导我们完成这一切，带我们聆听，帮我们克服，让我们安心，我们像依赖最信任的人那样依赖他们；在走出黑暗之后，我们的“对话”远远没有结束， DiD的执行总裁张瑞霖先生与我们分享了黑暗中的领悟。
在黑暗中，每个人有不同的即时感受。走出黑暗后，当我们反思这趟体验，同伴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几点——张瑞霖说，这些正是 DiD存在的目的。
首先我们的直觉是“感恩”。在那个陌生环境中，对向导的依赖和感激是无以言表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都会遭遇难以应付的局面，这时有人帮你一把，不论他是谁，我们都会感激。
而后我们思考“变故”。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这 75分钟就仿佛经历了人生的一种未知，我们从未想象过没有光，只能聆听、触摸和想象的世界，在这里，这一切变成现实，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并不需要绝望，我们的向导就是应对生活变故的巨人。
继而我们开始换位思考“他者”。有一些人离主流的世界很远，他们只是与大多数人有些“不一样”，但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都有优点和缺点，方便和不便。走进他们的世界让我们比平日更强烈地认识“人的尊严”，我们中的许多人平时不可避免地为视障人士感到不幸与遗憾，这是主流价值观引导所致，但 DiD让我们找到改变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理由，他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对他者的世界应保持尊重。
最后，“社会企业”。前面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说明：社会企业不是一个神话般的东西。它能够通过盈利来维持生存，是因为它创造了价值，我们每天都在交换价值；它依赖完善的运营管理，但无论营利与非营利机构，都需要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它由改变社会苦难与不公的使命感推动，由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打理，而这个社会的进步一向都寄望于高瞻远瞩的实干家。张瑞霖先生就是一位这样的社会创业者。他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现在是爱创家（ Ashoka）中华区代表，并在香港创立 DiD，他与我们分享他用商业智慧运营 DiD的立场：首先它是通过资本的运作来达致目标；其次它依赖人才；最后，它不同于慈善自上而下的给予，它是通过自身的事业改变社会观念。这一切都要求社会企业与主流的合作，不论是吸引资本、招揽人才还是维持事业，社会企业的价值惟有通过直面社会、进入主流才能体现。创造神话、打造自己的王国，都不是社会企业的题中之义。其间张瑞霖先生的一句话让同伴们印象深刻：我们是创造价值，不是贩卖同情。
虽然社会企业不是神话，但也绝不简单。对上午的全新体验还意犹未尽的我们，下午更像是进入了现实世界，进入到社会创业的细枝末节中。
香港社企行（下）三头六臂
http://pidank.blogbus.com/logs/67805396.html
-
我遇见过很多、很多有能力的人。今天听了Caroline Casey的演讲之后，想想，却发现很多、很多的“有能力”都是指“达到了别人的期望”——不是吗？我们自己想想，我们所说的能力，是不是不过如此？别人希望我成绩好，做一个社 团领袖，管理几个人，完成几件事，毕业进个好公司，管理几个人，完成几件事⋯⋯我做到了。别人就说：你能力好强。我们羡慕这样的人，是不是？
But this doesn't make you distinct.
我说Caroline Casey有非常棒的能力，不是说她拥有两个社会企业，能做这么完美的演讲。
在别人对她没有任何期望的时候，Caroline自己有非常多的梦想：开赛车，骑大象横过印度，创办自己的企业。现在她一样一样地达成了。我觉得，做成任何一件早已被别人规划好的事情，都不如她的第一步强——首先，你敢不敢忠于自己的内心，不理会一些偏见，写下一个真正的梦想？你不敢，因为别人早已否定了你做这件事的能力。如果他说“你这样会饿死的”，是否定你的能力；如果他说“环境不好”，他还是在否定你的能力。你就不能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吗？
很多人却宁愿去上口语班，看成功学，喝酒吃饭。
'Success has many forms. You create your own success.' 我们的社会有太多的成功横在前面，如果只有有限的标准，那么争成功的结果就必然是某些资源的枯竭。我常常说我幻想一个“各得其所”的世界，这越来越由幻想成为一个可行的追求。起点就是人们能define自己真正的目标，而不是都去指导别人做自己想像出来又做不到的事情。
怎么去找那个梦想、 那个目标也是很多人的疑惑。我相信拿“你这一辈子想做什么？”这个问题去问8岁和18岁的人，会出现两条相差很大的反应弧，18岁的也许还反不回来，“我也不知道⋯⋯”。我们最可贵的能力已经被杀死了！对Caroline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本能。“想做什么”是内心的声音，它不用依赖一个又一 个参照物来决定。'Instinct is like the wind in my face,' 这是Caroline 6岁的例子，她爸爸把帆船停在湖中央，让她自己找回家的路，'You can feel it, got to believe in it.' 她看不见，可是风把她带到了目的地。
梦想的敌人是设限。在现实中，我见过最普遍最野蛮的设限就是贴标签。说到障碍，“黑暗中对话”的 Patrick提到贴标签(stereotyping)，今天的Caroline也提到贴标签(labeling)，Sozo Group的Raymond也提到贴标签(people are biased)。仿佛这是人类最方便的、无法避免的一个习惯。但我还是觉得，最大的标签其实是我们自己贴的，在找“归属感”、寻求群体支持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行为、潜力、思想都放进一个大瓶子里了。渐渐地在群体里，我们不知道who I am. 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以为我能做的范围超不过群体能做的范围。所以，撕掉标签，梦想就会有好多奇遇哩。
他人也会昏头昏脑，迷茫，不相信自 己。那么，（现在要由Caroline的个人经历升华到她的social business啦）我们如何看待他们，也许就成为他人、很多人、更多人转变的一只助力的手。我就是这么看她的business的：它致力于改变对他人——在Kanchi是 指残障人——的看法，实际上它在改变所有人对自己的看法。
这就是Caroline的故事：从小做着梦，别人说她应该做点别的，比如探险就 不是盲人应该做的事，可是她本能地去追求，开始她隐藏自己，怕被人贴上残障人的标签，后来她面对自己，努力地撕掉内心的标签，现在她成为社会创业的一名领 袖，她的社会企业Kanchi帮助了很多曾像她那样的人。
我很喜欢MaD的 方法：它只提出问题，可是不告诉你答案，它能确定的答案就是——它在引你寻找答案。是为今天mini MaD记。 -
“仁爱”（compassion, 同情心）不像是个要求他人的统一标准，尽管这必定又引起不少人的误读，我相信它的本意是叫人善待他人如待自己，不要敌对，不要攻击，就如凯伦阿姆斯特郎在这里反复说的回归，人类最初的愿望也无非是大伙过好日子，不要有人来故意伤害我。
我猜测，你和我一样，听着听着就自然这样想：有多少东西被人类搞得无比复杂？
-
《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
The Women's Crusade by Nicholas Kristof
漠视女婴的生命与健康、剥夺女孩的受教育权、对女性实施暴力，比我们所知道的要严重。
Kristof在文章中不仅揭露了这些忽略与暴力，还用众多故事和数字告诉人们：女性就是半边天；把剥夺的机会和资源还给她们，让她们都能有尊严地活着，大家都会过上好生活。今日世界的许多危机，也许我们不知道——如果女性的权益得到保障，地位得到提升，是能够化解的。
文章虽然有7页，但是一口气就能读完了，如果你真的关心这个话题。
想想你身边的女性。
-
不更新一下不舒服了。
这两个月都在斯里兰卡，中文的日记写了一本多一点，原本总想要敲一些上来，但敲着敲着又没写完，不是做项目去了，就是写论文去了，或者晒太阳游泳去了。在兰卡上网也都不方便。现在就放弃这念头，先把论文写完。
我想发表的感想一是关于NGO之间的有效合作，尤其是在灾难事件之后；二是受众的参与态度，或引申到慈善的困境和经济水平是否影响受众的态度。在blog里我正陆续写一些见闻，没有写得很深入（因为语言水平-_-），但却是真实和第一手的。
55 Months after the Tsunami - I
55 Months after the Tsunami - II
-
受挫中，总有些东西让你站起来。不计较一切地继续摸索前进。
“多背一公斤”的安猪：
Q（观众）：如果当时你用（专业）NGO的方式来做多背一公斤，你觉得它会比现在发展得更好吗？
A（我）：如果我用NGO的方式来做的话，我可能会先写一份项目计划书，然后去筹款，筹到了钱之后再去启动……
会后我想了想，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如果我用NGO的方式来做的话，结果会是什么？也许是在零四年抱着计划书的10.0版胎死腹中，于是这个世界上就 没有”多背一公斤”这个词；又也许经过几年的”正规化”运作后，成为了一个非常主流（同时又是非常平庸）的NGO，每年忙五六个或者七八个项目，为了生存 而去追逐那些并不合适的项目机会。
有时候，无知也是一种幸运。因为它让我们突破常规的方法（仅仅是因为不知道），凭借自己的信仰去行事。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信任每一个人的能力，相信 人们连结起来可以产生智慧，而这种智慧可以超越专家。这样的话在今日以专业化为主流的NGO很少提及，因为这将危及专家的地位。但慢慢地我们发现，这种大 众的智慧是有可能产生的，而我们也在慢慢地接近这个目标。
无知还让我们保留了一种品质，那就是创业家精神。因为我们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纯正”的NGO，于是也就不像一般的NGO一样把做项目、向基金会筹资 作为机构财源的默认选项，这反而让我们更关注组织的健康和用户的需求，同时也更关注外部的机会和资源。尽管这样活起来不容易，但至少有盼头。
于是就想起了那句话：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生意有100种做法，那么NGO也有100种。安猪从不把1kg当成“传统”、“专业”、“主流”的NGO, 也不把自己与这里面的人归一类。1kg让人inspired, 喜爱，正因它与国内的志愿者组织都不同：把公益融于生活，你不必是个圣人；参与的可能性很大，助人没有门槛；不设层级，十分干爽。虽然，我不认为1kg独特到唯一唯二——他是一个创业者，其他NGOer又何尝不是；1kg带着彻底的草根本质，其他NGO又何尝没有。区别是你做的是什么，这件事可以创新、草根到什么程度，要花多少时间——但是，1kg走的路，让我们这些曾经抱着一种“雄韬伟略”要去助人的人坐下思考：先有什么后有什么？
虽然对director那种“你们为什么会失败”的“莫名惊诧”感到厌烦，但在看了安猪这段话后，我重新相信她迫我们前进的这种态度：Do it.
同样的“小道理”来自早晨收到的第一封邮件，拥有很多“小梦想”的Kirk:
我不知道你為甚麼排斥到酒吧籌款，也許是因為在（那）裡籌款會讓焦點模糊？或者說因為酒吧大家都微醺籌款（较）容易（有点坑蒙拐骗的味道）？還是你覺得的自己酒量不行呢？英國同學同樣是為了幫助人籌款，如果款項緊急、數目龐大，他們那樣做也不失為一個有效率的方法不是嗎？＂籌款＂畢竟是讓大眾關心問題並且自願發揮助人精神拿錢出來！
这位同学不了解我对酒吧的排斥（不是对“酒吧筹款”），个人生活习惯而已。我也许重新想想，也不会觉得日日流连酒吧的英国同学坚持每周一次去掏醉汉的钱有什么不妥，——或许还是一种信念！（村上说嘛，“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只要日日坚持，总会从中产生出某些类似观念的东西来。”）这一段的开导中让人释怀的，不过就是个朴实的想法。就是这个想法让我想起了1kg. 做NGO有多神秘呢，其实就是公共助人；公共助人有多高深呢，其实就是想办法让大众知道并且自愿去做。大众这么做有多高尚呢，其实拆开“公众”看每个人，每个人都是私自助人，出于善良也好，信仰也好，感恩也好，救赎也好。“相信人们连结起来可以产生智慧，而这种智慧可以超越专家。”
与安猪相反，我认为组织NGO的人是某种“专家”（是这词被滥用之前的含义），就像他自己也是。他们可以微小、形体孤独、无权、无名、时刻忠于内心、与世无争（不是隔绝）、量力而行，但他们最少要能够影响公众，通过影响来改变世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行动来改变世界。NGOers的专，在于影响，而不仅仅在于行动。如何从个体到公共，再到个体，是有责任感的NGOers应该想的问题。
现在，还是回到“先有什么后有什么？”——我似乎一直是个空想者，如今虽然付诸行动屡屡受挫，但也只能继续，不急功。“尽管这样活起来不容易，但至少有盼头。”自勉亦共勉。
最后还是安猪的一段陈述：
我在04年发起多背一公斤，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NGO，仅仅是坚持一个信念：参与的民主。正如同无数普通人的参与可以让维基百科（wikipedia）超越大英百科（词条量数十倍于后者而准确性不相上下），并实现了知识的民主。我也相信公益不应由少数专家或大慈善家把持，世界的进步必定是由无数普通人推动的。
坚持信念并发现真正的解决办法要比直接向弱势人群服务要困难得多，因为你必须要面对性格各异的个人，去传播、解释、动员和说服，而且无法在短期内看到效果，但我相信让不同的人联结起来，并达成相互的理解和服务，才是弥补这个日益分裂的世界的唯一办法。
-
刚过去的这两周（2月23日-3月8日）是'Fair Trade Fortnight', 整个大不列颠的每个Fair Trade（公平贸易）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是Fair Trade的产品和活动。我初来乍到时就加入了这个广泛组织的volunteer, 过去的几次活动都是付出、学习和志同带来的满足，说到底，还是局限在组织内部的、很“小众”的那种经历；但这两周的Fair Trade“风暴”在我的城市身边的每一个角落“铺天盖地”，让我深深感到，60年的努力是应该换来这样的'outcome'的，改变，它一定会发生，信念加上不懈的努力，就能换来理解、认同、响应、改变。
在Black Gold的活动中结识了Shared Interest, 这个机构很值得在这里撰文介绍。它是Fair Trade的一个member, 所做事情的是通过金融工具——储蓄与借贷——为公平贸易网络的生产者，通俗讲就是第三世界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提供生产资金。也就是说，它是只向Fair Trade生产者提供贷款的专门银行。
p.s. 关于它和Fair Trade的关系，member这个词很容易产生混乱，因为下面会提到很多种members, 性质都不一样。因此应该用一个更加标准的、却不为人熟悉的词——shareholder, 即担保有限公司的组成成员。（担保有限公司：生硬翻译英国公司法中的'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不要google, 因为出来的结果都不是这类公司。香港也许有，待研究。）慈善机构多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它们的“担保人”相当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即股东，所以都叫'shareholder'; 相应的，管理者（'board'）都要对shareholders负责。因此我们对这类组织形式不妨这样理解：就如公司股东的投资与回报，这中间是capital的流动，目标在于财富；“担保人”对慈善组织也是投入与回报，这中间是commitment的流动，目标在于受众福利(target audience's welfare). “担保人”可以是个人，可以是组织。
关于Shared Interest的模式，待日后资料达到一定程度再写。在此先说一下各种各样的Fair Trade机构，因为实在太多了，几乎没有组织外的人能搞得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兴趣的朋友继续收集一下。
实际上，Fair Trade不是一个机构的名字，它首先是一个理念，这么多年来它代表的更是一场世界贸易变革——更贴切地说，是一场社会变革(social movement), 因为它的核心其实是第三世界的经济社会结构下的民生，而世界贸易只是它的推动手段(approach), 因为Fair Trade的理论根基是自由市场经济，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下穷国贫困的根源是自由市场的缺陷（具体说应该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世界不公平贸易，通过贸易手段既能从根源上、又能最直接提高民生。因此，所有致力于消除世界不公平贸易的民间力量，都可以贴上'fair trade'的标签。
但是，Fair Trade也是有“牌子”的。虽然全世界的fair trade组织很多很多，但他们大都与以下两个“牌子”有关系。
一个是WFTO (World Fair Trade Organization), 是全世界Fair Trade组织的代表；一个是FLO (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是全世界Fair Trade产品的认证。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致力于推动公平贸易的组织，不论是生产者、进口商、零售商、NPO...那就加入WFTO的网络，取得一个FTO Mark吧；如果你生产的是公平贸易产品，那就去FLO申请获得FAIRTRADE的认证标志，印在产品上吧。WFTO的“成员(members)”是实际施行、推动公平贸易的主体；FLO的“成员(members)”是各国负责认证(license, 动词)产品的机构，可以说是FLO International的分支。所以说，它们分管着不同的领域，WFTO是组织的集合，而FLO是产品的认证，两者根本不排斥，印了两个标志的产品，即表示由WFTO成员生产的获得FLO认证的产品。
认准了这两个全球最大的Fair Trade机构，那其它的机构组织大多都是和它们有关的，或是这个的member, 或是那个的member, 而各种各样的认证产品更是数不胜数。当然，也有很多零散的组织，并不是任何一方的成员，但它们同样是这场社会变革中的草根力量。
下面举些例子吧。我所volunteer的机构是Fairtrade Foundation, Durham分支。所谓的Fairtrade Foundation就是FLO在大不列颠的member. 看看FLO的成员名单，就一目了然了，各国的分支都在名单里，有些名字里没有Fairtrade的字眼，但它仍是承担FLO在本国的认证功能（实际上，认证只是一个技术手段，FLO更重要的功能同样是是推动、传播公平贸易，各国分支莫不如是）。比如美国的分支，叫做Transfair.
而上文提到的Shared Interest, 则是WFTO的member. 它做的就是推动公平贸易。它同时也是Fairtrade Foundation UK的shareholder, 这是另外一层关系（作为前者，它类似于“俱乐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法律关系；作为后者，它就是负有法律责任的主体了。所以我前面说，用“成员”这个词很容易产生混乱。）
WFTO members包括有各国从事贸易的主体（生产者、进口商、零售商……）和推动公平贸易的组织，这里举一些组织，如FTF (FT Federation), 它是美国的公平贸易网络，它里面又有很多的成员；又如EFTA (European FT Association), 是欧洲的公平贸易网络，而它的成员又是WFTO的成员；还有BAFTS (British Association of FT Shops), 它是英国公平贸易商店的网络，有趣的是，它的成员商店是NEWS (Network of European WorldShops) 的成员商店，它本身也是WFTO的成员，但NEWS却不是WFTO的成员。
由此可见，Fair Trade这场影响巨大、目前仍在持续的变革，有许多的力量参与其中，它慢慢成为一股扭起来的绳，但同时它也未必需要是一个设计精巧的、一环扣一环的结构(hierarchy), 而是还有许多的“分散”的力量、“旁敲侧击”、“左右呼应”，最终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是一个共同的信念。
例如Fairtrade Action Network（线上 - 芬兰）、USFT (United Students for FT, 美国) 等等都不是以上所说的两个大network的成员，但它们却让我感到眼前一亮。
先写到这里。
Fairtrade Fundation UK将是我论文中的一个case study. 以后还会继续更新关于它的感想。
Durham FT President Kathryn & Vice Jonathan promoting FT bananas:)
-
不论在英国哪个城市，都可以看到《The Big Issue》杂志。他们不是订阅到户，也不是放在超市报架上，而是由一个一个的“零售者”手持杂志，在大街小巷上向路人出售。这在国内可能比较常见，但在英国，就只有《The Big Issue》是长期这样出售。
尽管一开始就注意到销售《The Big Issue》的大多是少数族裔人（尤其是印巴裔），直到A Spiritual Climate Change in China的主讲、DICCU（基督教会）的Henry说了一句，这份杂志是帮助流浪者的，我才一下子明白它为何用这种成本最高的方式销售。Big Issue的网站在这里。它由两个主体组成：有限公司（《The Big Issue》杂志社）和慈善社团（The Big Issue基金会）。杂志社向流浪者提供零售杂志的工作，基金会接受社会捐款、全方位帮助流浪者。
他们的运作方式，在"How We Work"这里有介绍：
杂志的零售工作只向流浪者开放，（我这里用的“流浪者”其实是指无家可归者homeless和住房无保障者vunerably housed.）获得工作的人——零售者vendor——除了第一次获得5份免费杂志之外，以后的杂志都要以7毛钱/份的价格向杂志社购买，然后以统一零售价1磅5毛/份向路人出售。也就是说，杂志社给他们提供第一笔资金，以后的收入要依靠他们自己的能力赚取。虽然，这个商业模式因为《The Big Issue》的慈善目的和知名度而不能完美模拟市场，但零售者在此过程中所学到的简单技能、更重要的是所树立的自信，是比纯粹的捐助更有用的，offer a hand up, not a hand out.
基金会是提供“工作”以外的其他一切帮助。对流浪者，有寻找住房、健康咨询和保障、理财知识、树立自尊和奖励基金；对社会，像其他慈善组织一样筹款，举办活动、接受捐助。
The Big Issue说，成功的定义是，'people making positive life changes'.
KEEP WALKING...
pidank
